前言

范仲淹的精神影响深远，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。

后人以他为榜样，强调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精神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和人民奋斗。范仲淹的思想，跨越千年，仍激励着后人。

寒门起步，苦读逆袭——一个贫家子弟的逆风成长路

在中国历史上，范仲淹无疑是“逆袭”的代名词。他出身并不显赫，甚至可以说是困顿潦倒。

公元989年，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普通家庭。父亲早逝，母亲为了生活艰难改嫁，把他寄养在外祖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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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范仲淹从小生活清苦，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。他并未因此沉沦，反而早早萌生“立志为国”的念头。他没有依靠世家的庇护，没有显贵的亲戚，全靠自己的毅力，一步步走出寒门，走进仕途。

少年时他前往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书院求学，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苦读故事。他生活异常艰苦，以稀粥为食，将一锅粥结冻，割成四块，每日早晚各吃两块，成为“粥厂学子”的传奇。.

冬天冻得手脚开裂，仍不改其志。读书之余，他独自苦修礼仪经传，远离喧嚣，日夜焚膏继晷。据说他一度贫至无灯，便用木炭在墙上记笔记。书院中人称他“生如草木，志在青云”。

他曾向母亲立下誓言：“十年不归，必有成就。”结果五年就中进士，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回乡接母亲共赴京师，一路亲奉照料，这段“状元归乡接母”的故事感动无数百姓。

这位出身微寒、以苦读为跳板的士子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古训。

庆历新政，理想主义者的高光与撞墙

范仲淹真正为天下人所敬仰，还要看他走上权力中枢后，敢于动真格的“改革”。

时间来到1043年，北宋仁宗朝，朝政腐败，财政困窘，边防松弛，士风颓废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时任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宰相）的范仲淹，以“整顿纲纪、复兴国家”为己任，递交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主张从制度源头着手，彻底改革朝政。

他的“十事疏”触及宋代沉疴重疾，条条击中要害：他要求严选官吏、裁减冗员、整顿军政、提拔贤才、改良科举、宽政惠民。这不仅是政治改革，更是整治整个体制生态的系统工程。

改革初期，他力排众议，启用韩琦、欧阳修等贤能之士。朝中一批清廉官员得到重用，吏治明显好转。然而，这样的改革触动了无数既得利益者。

宦官、贵戚、门阀士族群起反扑。他被指“刚愎自用、图谋不轨”，甚至被攻击为“破坏祖制”。一时间弹章纷至，谗言四起。

不到两年，庆历新政便被迫中止。范仲淹被罢官，外调邓州。有人感慨：“仲淹之才，不能容于朝堂。”

但范仲淹并未沉沦。他在地方任上依旧兴学恤民、振兴教化。他深知，真正的改革是为后世铺路，哪怕现在寸步难行。他写给欧阳修的信中曾说：“吾志未改，只待来者可成。”

庆历新政虽然短暂，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种子，落入泥土，日后成为王安石变法、张居正改革、甚至近现代制度转型的思想根基。

范仲淹为理想而战，为信念撞墙，即便失败，也从未放弃。他是理想主义政治家的典范。

西北守边，一介文臣的将帅之才

许多人知道范仲淹是诗人，是宰相，却忽视了他还有一顶极其重要的桂冠——“治边能臣”。

1040年前后，西夏崛起，对北宋边境构成巨大威胁。边疆告急，朝廷多次派兵均难以平定。范仲淹临危受命，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（即总督级地方军政长官），统筹陕西一线防御体系。

这位文官一上任就“非常规出手”：

他严查军纪，整肃军风，重奖战功，重罚贪腐。 他鼓励边民屯田，军民一体建设防线。 他提出“以守为主，以战为辅”的战略，反对妄动。 他改革军制，亲自巡视各路边寨，疏通粮道，安抚军心。

短短数年，陕西边疆局势大为好转，西夏一度偃旗息鼓，不敢南扰。敌国甚至发出“范仲淹腹中自有十万甲兵”的感叹，可见威慑力之强。

更令人敬佩的是，范仲淹并非仅靠武力压制。他在各地修学兴教，办义仓赈灾安民。他认为，边疆不只是军事线，更是文化线、民心线。他亲自撰写训民文告，广布儒家思想，使边民安业、守土。

在边疆的战事告一段落后，他留下大量边塞诗文，如《渔家傲·秋思》《苏幕遮·怀旧》，把征战之苦、将士之情、国家之忧，化作词章留传千古。他不是“马上功夫”，而是“文武兼修”。

有史家评价：若无范仲淹治边数年，宋夏之战或将再起乱局；若无其文教并举，则边疆人心难附，国家难稳。

一文传世，奠定精神坐标——从《岳阳楼记》看范仲淹的境界

公元1046年，一封求文的信件寄到范仲淹案头。这是滕子京的来信，他因政见被贬，任岳州知州，重修岳阳楼后，请老友范仲淹撰写一篇记文。范仲淹欣然应允，一气呵成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

文章从洞庭湖之壮美写起，继而引入“迁客骚人多会于此”，再转入忧乐观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直至结尾，那句惊艳千年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横空出世。

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量级的十六个字。

它不是简单的修辞炫技，而是一个士人的精神高地。它超越了个体的悲欢，跳出了世俗的升沉，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，提出一种价值准则：为天下谋福祉，以苍生为念。

这句话后来成为历代士大夫的座右铭。无数地方官、中央臣、书院讲师，抄录这句话悬于厅堂，以自警其志。甚至在千年之后的毛泽东，仍在多个场合引用这句话，强调“革命干部要有忧患意识”。

《岳阳楼记》不止是一篇记文，它是中国文人士人的政治信仰，它是范仲淹一生“忠君忧民”精神的写照，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“士大夫责任意识”的集大成者。

躬身为教，修身齐家——一个理想知识分子的家庭工程

范仲淹不只是政坛人物和文坛巨匠，他还是一位极有家教智慧的长者。

在政治舞台之外，他躬身力行地推动教育事业。早在任职应天府时，他便主持修缮书院、设立学田、延请良师。最著名的是主持“应天书院”，以“义理经术”为纲，培养出一大批骨干士子。

他提倡“以德为先”，对科举功名看得并不唯高低，更强调读书做人、为国效力。后人称他是“宋代书院教育的奠基者”，一位真正“教化一方”的宗师。

而在家庭内部，他更以身作则，制定《百字铭》《范氏家训》等规范，强调孝道、节俭、克己与廉洁。他对子孙并不娇惯，即便是当了高官，也不让子弟依附权势。他的儿子范纯仁，后来成为朝中名臣，秉持的正是父亲的家风：温和、公正、忠直。

范仲淹还设立“义庄”制度，用自己家族的财富救济族中孤寡、贫困子弟。这一制度在江南沿袭数百年，成为中国传统慈善制度的重要一环。

他曾说：“若家富不教，子孙贪逸，虽金玉满堂，百年而空。”可见其修身齐家理念非同寻常。

他并非“权臣之后”，而是“贤臣之后”。他打造的不仅是家产，更是一种可持续的“家族文明”。他的理念在后代不断传承，成为中国“士族风范”的模范。

精神薪火，千年榜样——为何连毛主席都如此推崇他

如果说范仲淹之“厉害”只停留在历史层面，那就错了。他的影响，横跨千年，不仅在古代，在近现代中国，同样闪耀。

后人熟读《岳阳楼记》，他多次引用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来警示干部、鞭策革命者。在延安时期、抗战时期乃至建国初期的文稿、谈话中屡屡提及范仲淹，称他是“士人楷模”。

因为范仲淹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“为人民服务”“牺牲小我成就大我”的思想高度契合。他既不是盲忠的保守派，也不是阴谋的野心家，而是真正“以民为本”“忧国忧民”的行动者。

他身居高位，心在民间；他有诗人气质，却不脱实际；他谈教育、修城防、整边疆、写家训，几乎样样能做、样样出彩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没有留下骄奢淫逸的痕迹，留下的都是“忧乐观”“家国情”“教育魂”。

他不讲排场，不建祠堂，不传世袭，却留下了“文正”二字，成为后世无数士人敬拜的精神图腾。就连清乾隆皇帝，也亲赐其“文正”谥号，并将其列入“御制文臣庙”供奉。

后人对范仲淹推崇有加，不只是因为其名篇，更是因为他的“人格整全”。他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：读书为明道，做官为苍生。

遍览中华五千年历史，有能力者不少，有文才者不少，有声名者也不少。但能像范仲淹这样，在苦难中成才，在风雨中挺立，在失败中重来，在后世赢得共鸣的，却少之又少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